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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靖国也”:从神道角度重新认识靖国神社的存在

最终更新于2021年10月11日
#政治
#日本
#历史

近几十年来,中韩两国官方和媒体针对本国国民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宣传教育大多止步于政治层面。这类批判性教育除了激起民间反日情绪,对于深入认识靖国神社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本文试从靖国神社作为“神道神社”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宗教场所之存在。
原文写于2016年初,有修改

1. 靖国神社、作为“纪念碑”的靖国神社以及作为“神社”的靖国神社

长期以来,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象征。靖国神社供奉有超过两百万名日本近现代史战争死难者,其中包括十四名于东京审判中被裁定为甲级战犯的军人。因此,对于日本政府高官而言,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就变得十分敏感且具有争议性。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在战后首次以政府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他的行为也激起了国际各界,尤其是中韩两国,对于日本政府阐述二战时期历史和意识形态暧昧不清态度的批评。

然而,媒体针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批判大多止步于政治层面,这些批判除了激起了中韩两国强烈的反日情绪,对于深入认识靖国神社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尤其是当我们把靖国神社当做一个宗教机构来看待的时候,大众(甚至包括日本国内大部分民众)对于靖国神社从宗教角度出发的认知基本为零。

靖国神社之“靖国”,出自春秋左氏传第六卷僖公23年秋条之“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定”,即“安邦”,为明治天皇于1879年命名。事实上,靖国神社建立于明治2年(1869年),最初名称为“东京招魂社”,目的是祭祀于戊辰战争中为天皇牺牲的三千余名倒幕武士。后来明治天皇由于担心“东京招魂社”这一名称会导致牺牲武士的灵魂聚集在社内而不归反,故改名为“靖国神社”。此后,靖国神社成为专门供奉为大日本帝国而献出生命的牺牲者(包括被日军强征去军工厂而死于美军轰炸的朝鲜工人、由台湾原住民构成的高砂义勇军等非战斗人员或非大和民族)之神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靖国神社一直直属日本军方管理,也是天皇唯一鞠躬对象。这些特征使得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国家神道最重要的象征。需要注意的是,靖国神社中并没有安排供奉牺牲者的灵位(“灵位信仰”不属于神道教信仰,而属于佛教),也没有任何死者的骨灰、墓碑或遗体。这里只有记录牺牲者名字、军衔/职位的名簿,称为“祭神簿”(战后改称“灵玺簿”)。靖国神社这里祭祀的“神”,实质上是由两百多万名战死者灵魂构成的集合体,既非任何名人的神格化神明,亦非任何日本神道中出现的神明。这使得靖国神社在日本全国所有神社中显得尤为特殊。

目前学界公认的靖国神社之作用包括两点:慰灵和显彰。慰灵,可意为安抚牺牲者之灵魂。而显彰,则意为表彰牺牲者未被世人所知的对国家做出的贡献。靖国神社的显彰作用(即作为“纪念碑”存在的靖国神社)经常被媒体、政治家和学术人士拿来讨论,因此本文将不再赘述相关内容。而作为“神社”存在的靖国神社,即体现其宗教性的慰灵作用,却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在大众和媒体认知上经常与“显彰”发生混淆。那么,靖国神社的所谓“慰灵”,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日本宗教史上是否曾经有类似于“安抚死者灵魂”的宗教行为或仪式?如果此类宗教仪式存在,那么到了近代,在靖国神社的宗教体系中该宗教行为的含义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讲,日本历史上是否曾出现过类似靖国神社一样、目的是“使国家安定”的宗教设施?

在做日本近现代宗教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古神道、神道和国家神道三者的区别。尽管国家神道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神道有较大的冲击和改变,如果建立在国家神道基础上的信仰能够在民众间流行开(如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其根植于传统神道和民间信仰的宗教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得以让我们通过历史,来认识靖国神社的“慰灵”和“靖国”。

2. 日本古代御灵信仰及其相关宗教活动

尽管“神道”是否完全起源于日本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完成本文后的数年间笔者愈发认为神道起源自蒙古高原至楚科奇一带的广阔区域,诞生于新仙女木事件末期,大约在弥生时代最末期成型),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佛教通过朝鲜半岛首次传入日本之前(弥生时代晚期,公元6世纪以前),原始的神道信仰以及相关宗教活动已经在日本有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日本宗教史学家北川三夫指出,神道教拥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即“崇神”(崇敬神明)和“避秽”(避免污秽,神道教中的污秽包括但不限于排泄物,刚刚生育的女性,血,死亡等)。传统上讲,神道教的神具有被称作“一灵四魂”的精神结构,即包括一个“直灵”(精神本体)和四个“魂”(精神方面)。四种不同的魂代表了精神结构中四个不同的方面:“荒魂”代表勇猛和凶暴,“和魂”代表协调和共存,“幸魂”代表幸福和祝愿,“奇魂”代表理性和智慧。一座神社的祭神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神(如出云大社祭祀大国主大神,明治神宫祭祀神格化的明治天皇),也可以是某位神的一个精神方面(如伊势神宫将天照大御神的和魂与荒魂分别祭祀,樱井市大神神社祭神为大已贵神的和魂)。然而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祭祀荒魂的神社远远比祭祀其他三种魂的神社要多。事实上,作者经过数年的全国神社走访,竟从未遇到过祭祀奇魂和幸魂的神社。这个现象,可以利用北川三夫所概括的神道教特征所解释:由于荒魂代表勇猛和凶暴,因此荒魂常常被认为是灾祸以及不洁的根源。所以一方面人们崇敬荒魂,另一方面又惧怕荒魂带来的不洁。这些原因直接促成了民间荒魂信仰的产生。

神道教认为死亡是不洁的,而如果一个人没能安宁地死去(如自杀,战死,冤狱,灾难),他的精神会变成充满怨恨和报复的“怨灵”,给世界带来灾难。在这一点上,怨灵给大众带来的印象和荒魂非常类似,唯一的区别就是荒魂隶属于神道传说中的神(以及后来被神格化的人),而怨灵则来自真真切切死去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和传播,对“怨灵”的恐惧和抗拒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完全算是)新的、被称为“御灵信仰”的宗教思想。“御灵”一词由日语中表尊重的“御”以及怨灵的“灵”构成,最早出自历史典籍《日本三代实录》(国史大系第四卷)贞观五年章节。原文部分摘录如下:

廿日壬午。於神泉苑修御靈會......靈座六前。設施几筵。盛陳花果。恭敬薫修。延律師慧達爲講師。演説金光明經一部。般若心經六卷。命雅樂寮伶人作樂......所謂御靈者。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及觀察使。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是也。並坐事被誅。寃魂成厲。近代以來。疫病繁發。死亡甚衆。天下以爲。此災。御靈之所生也。始自京畿。爰及外國。毎至夏天秋節。修御靈會。徃々不斷。或礼佛説經。或歌且舞。令童貫之子粧馳射。膂力之士袒裼相撲。騎射呈藝。走馬爭勝。倡優戯。遞相誇競。聚而觀者莫不填咽。遐迩因循。漸成風俗。

根据上文记载,六位由于政治斗争、密谋等去世的名人被当做“御灵”祭祀于本次神泉苑御灵会。这六位“御灵”被认为是造成当时传染病爆发的根源,所以人们献上花果、香料,请来佛教讲师诵读佛经,组织聚会,唱歌跳舞,希望能够安抚这些御灵,制止传染病的扩散。这段文字透漏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早在政府组织这次御灵会之前,民间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安抚御灵的活动,包括拜佛读经,唱歌跳舞,射箭,相扑,各种比赛,表演,大家哈哈大笑,成为风俗。事实上后文也有说明,是因为这次传染病闹得太厉害了,许多民众都染病去世,民间御灵会组织不起来,政府才专门举办了这次活动。

御灵会上的活动,在我们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安抚御灵的仪式上,民众要载歌载舞哈哈大笑其乐融融?这些行为可以从古事记“天岩户传说”中找到原型。据古事记记载,建速须佐之男命前往高天原后胡作非为,使得天照大御神愤怒至极,把自己关在了天岩户内不出来,于是整个世界没有了太阳。八百万众神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天岩户外载歌载舞,觥筹交错,希望吸引天照大御神出来。天照大御神果然好奇外面发生了什么,扒开石头缝想要观看,结果被早已准备好的力士拽了出来(有民俗学者认为这是相扑运动的起源)。另一个说法是,诸神在天照大御神藏匿的天岩户外侧搭建了牌楼形的木架结构,放上去了几只鸡,令其高啼。鸡一叫,天照大御神好奇地往外看,遂被众人拉出。从此鸡一叫早晨就会日出,神社门口用于分割“境内”范围的建筑也被称为了“鳥居”。上述庆典被认为是日本各大神社祭典的起源,持续至今。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日本三代实录》中记载的御灵会,正是一场“祭”,是对御灵信仰中安抚御灵这一宗教仪式的描述。

以上内容足以说明,对死者灵魂的安抚在日本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神道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3. 靖国神社出现之前的“靖国”活动

“靖国(靖國、yasukuni)”一词本意为“使国家安定(國ヲ靖ム、kuni wo yasumu)”。除了在大日本帝国时期、尤其是昭和初期在全国大肆兴建的靖国神社分社“护国神社(護国神社、gokokujinjya)”之外,笔者能想到的名称具有“靖国”意味之宗教场所,便仅剩“安国寺(ankokuji)”了。事实上,安国寺并不是某一寺庙的名称,而是一系列寺庙的统称。这些佛教寺庙分布于日本本土各地,大多由足利幕府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的室町时代。觊觎权力巅峰的足利尊氏及其兄弟足利直义听从临济禅宗僧人梦窗疏石的建议,在其势力范围内大量建立临济禅佛寺(即安国寺)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扩大北朝政府在南北朝对抗中的影响力。除了这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量,自元弘元年(1331年)始,安国寺也被用来祭奠战死的军人,这和靖国神社的“慰灵”简直如出一撤。安国寺这一概念其实是足利政权对奈良时代“国分寺”体制的模仿,但二者的含义却大不一样。一方面,安国寺的成立加强了足利政权的影响力,而国分寺本质上是佛教势力对中央权力的蚕食。另一方面,足利家希望借助安国寺的建立获得自我安慰,妄图以建造寺庙祭奠为其所谓的“国”而战死的人们,来抵消其架空皇室、祸患天下等“不义”行为的罪恶感。然而,在其他佛教流派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曹洞宗)以及不稳定的政治下,一系列围绕安国寺而进行的宗教活动以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尽管“安国寺”和“靖国神社/护国神社”间隔数百年且分属不同宗教,二者的相似之处却十分明显:二者都是以某政权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兴建分支宗教机构,并且都是为了纪念为该政权战死的士兵。由此可见,早在靖国神社存在之前,对战死士兵的大规模“慰灵”行为是早有原型的。

4. 靖国神社的作用和被集体符号化的战殁者

通过前文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慰灵”、“靖国”这些宗教行为并不是明治政府发明的新概念。若进一步考虑古神道中对死亡带来的不洁以及死后荒魂的恐惧,靖国神社具有“慰灵”作用这一事实便不难理解:战死者被日本的敌人所杀,所以他们没有安宁地死去,这些灵魂会成为御灵而给国家带来灾祸,因此必须“慰”这些“灵”以确保天下太平。然而,仔细读过《日本三代实录》关于御灵信仰内容的读者会发现,靖国神社的“慰灵”和御灵信仰的“慰灵”(暂且称之为慰灵,原文没有对应用语),其“灵”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御灵信仰里的“灵”来源于某些去世的知名人物,他们成为“御灵”的原因和自身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或是遭遇暗杀,或是含冤自尽,或是暴疾而终,御灵人物的死亡过程非常重要。也正因如此,这些死亡才能先于真正的灾祸而成为大众意识中的灾祸来源。而在靖国神社的“慰灵”中,绝大部分的个人经历统统消失不见了。成千上万的战死者身上都发生了不同的故事,可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信众来说,这些战死者的个人经历毫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大义,是内容被统一叙述成“为国而死”的战殁者集合构成的符号,只有战死者的家人或者朋友才可能知道他生前经历了什么。每当一个新的战死者被录入靖国神社的名录,除非他/她是声名显赫的高官或者是国家宣传需要的英雄典型,在靖国神社,这个人的一生便仅剩如下四字:为国而死。

进一步考察靖国神社和御灵信仰的社会影响,我们发现御灵信仰是诞生于民间之后广为流传,后来才被政府承认并增加国家级的御灵祭祀。而靖国神社从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并推广的,其建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这点上和安国寺倒是有几分相似。笔者认为,这类宗教设施的建立无非是服务于一个同一性历史叙事,是用来维持政权稳定所必需的集体情感之容器。在这一点上,明治政府相比足利幕府实在是毫无新意。

1965年,靖国神社境内新建了一间名叫“镇灵社”的小神社。靖国神社方面称,这个“镇灵社”是用来给那些战死在“大东亚战争”中却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本殿的御灵准备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不是日本人,即便是战争中死于日本人之手的同盟国军人、平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珍珠港遇袭美军等几万万死难者,全部都被祭祀在这个还不如靖国神社公厕大小的“镇灵社”里了。这样的政治秀,包括镇魂社、靖国神社甚至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所谓“国家神道”,在笔者看来,都是对日本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滥用和侮辱。然而,正如我在最开始提到的,我们很难界定当今神道的“真正”宗教性和极端民族主义性,尤其是当我们触及国家神道的时候:国家神道究竟将古神道信仰继承几何?这个问题是以后日本研究学科处理日本宗教继承性话题时难以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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